连载:苏联解体是因为男人听不懂女人说话(二)

连载:苏联解体是因为男人听不懂女人说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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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苏联解体是因为男人听不懂女人说线日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解体21周年日。21年前,也就是1991年12月25日,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线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下降;从此,由15个加盟共和国和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10个自治区和129个边疆区或州组成的苏联的历史宣告终结,苏联解体后分裂出15个国家。苏联解体时,本文的作者李钢林在莫斯科工作,他目睹了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从他讲的故事中,相信网民能感觉到苏联解体确有其因。

1992年新年的前夜,我是在娜佳家里度过的,还有他们的几位亲戚和朋友。新年在俄罗斯算大节,每家都要狠狠地热闹一番。

我记得那晚有虾,有好几大盘子,当时市面上根本见不到虾,还有格鲁吉亚的柠檬伏特加,颜色是绿色透明的,科斯佳说,这都是娜佳通过什么路子搞来的。

俄人吃虾很简单,把冻虾用开水一煮,虾的颜色变红了,就捞出来装盘上桌,然后用手剥着吃,沾点盐。虾在当时的莫斯科是罕见的高档食品,大家兴奋异常。

我还只记得科斯佳学着当时很红的亚美尼亚籍幽默演员彼得罗相说笑话:“卖虾啦,卖虾啦,今天的虾15个卢布1公斤,很大,很贵;5个卢布1公斤的也有,但那是昨天,但很小;今天的虾很大,但15个卢布1公斤。。。。。。。”这是当时很著名的幽默段子,无人不知,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也是当时莫斯科最流行的祝酒辞,俄罗斯的祝酒词是最传神的俄语,我翻不了,我到现在也掐不准这段祝酒词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为了祈求未来能顺顺当当地得到一切而干杯呢?还是为了再别过过去那种瞎折腾的日子而干杯?

我还记得那晚,大家谁也没有刻意去讨论关于苏联解体的话题,说到这个话题,大家感觉就像说一个老人死了,他自己折腾了好几十年,最后生命危垂。抢救也抢救了,他自己没有生命力了,心肺功能都衰竭了,就死了,既不是被外人打死的,也不是突然意外死亡的,既没有由此发生大规模流血,也没有因此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就那么就死了。

当初朝气蓬勃,万古长青的故事,最后嘎然而止,他们的遗憾和惋惜总是有的,说不清,也不愿说了,已经死了,再说什么还有什么用呢?反正后面的日子还得过,反正谁的日子谁操心。

俄罗斯人富于梦想,说起苏联就像解梦一样,梦总是很神奇飘渺的,总是不太现实的,梦,能说得清楚吗?

只有娜佳说了一句:“我妈妈和妹妹都成了外国人了,像做梦一样,哈哈!”猛然间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她感到很诧异和惊奇。娜佳的妈妈和妹妹是俄罗斯人,住在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此刻,拉脱维亚已经是一个新的独立国家了,她的母亲和妹妹自然就成了外国人了。

我记得最后,大家都喝高了,科斯佳与娜佳吵起来了,为的是娜佳要下海做生意,科斯佳反对。

科斯佳与娜佳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板着脸,双方都用食指指着对方的鼻子,不断地重复:“我是首长,你就是傻瓜;你是首长,我就是傻瓜”,互不相让,大家都劝他们别吵了,怎么劝也不行。

我现在想起那天他们吵架的样子还好笑,科斯佳早就教过我这个在苏联时期很流行的段子,他告诉我,首长与傻瓜的关系就是苏联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人物关系,你把这个段子学会了,就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了,在莫斯科办事也方便了,你的心情就舒畅了,我没想到他们会把这种人物关系也用到夫妻之间,显得格外滑稽可笑。

娜佳说,她对“莫斯科”商场的工作一点都不感兴趣了,没有商品的商场就像墓地一样,她不会再干了。女人要掌握女人自己的命运。娜佳要自己干,她要去里加进服装,带到莫斯科来卖。

娜佳第一个走到我身后,伸过酒杯和我碰杯,说,为了女人干杯!为了大衣干杯!女人就是喜欢漂亮的服装啊,她加了一句。

娜佳说,德国人,芬兰人都比俄罗斯人过得好,为什么俄罗斯人要过得比他们差呢?

娜佳说,女人就是关心吃的,穿的,孩子,还有大衣,还有房子,这就是生活;她埋怨俄罗斯的男人,说他们喜欢政治,搞阴谋,追逐权利,造坦克大炮,就是不管生活,生活就是因为男人搞坏的。

娜佳举着酒杯,冲着在座的所有男人,一本正经地说,男人的理想是政治,女人的理想是生活,男人根本不懂生活。

她说,她就是喜欢钱(她用手指头作出数钱的样子,对科斯佳作出挑战的姿态),她不喜欢卢布,她喜欢美元和马克,为了钱干杯!她想穿漂亮的衣服和鞋,还有漂亮的内衣(她抬起两手在自己胸前比划着),为了漂亮的内衣干杯!她想买一辆BMW汽车周末去别墅(她伸长脖子,作出驾车时那种得意的样子),为了BMW干杯!她要别墅,要在院子里装一个桑拿屋,请朋友们洗桑拿,为了别墅和桑拿干杯!她想送她的儿子去法国念书,那里气候温和,他儿子就不发烧了,(她说了一句法语):为了法兰西干杯!;她想去意大利度假,在海边晒太阳,去剧院听歌剧(她举着酒杯,说为了意大利干杯,自己一饮而尽,然后倒在沙发上);她说,在莫斯科什么都买不到,天天为购物发愁,这让女人可怎么活啊?(娜佳伤心的哭起来了,哭的特别伤心),她说,她永远也不想再过那种天天排队,天天为买东西发愁的日子了,永远永远(她面对着天花板大声说)!上帝保佑!

一会儿,她坐起来,又走到我的身后,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趴在我耳边对我说,她一定想办法帮我买大衣,女人要帮助女人。

她告诉我,她特别喜欢貂皮大衣,穿着多高贵啊,她早就买了一件,八年了,一直挂在家里,就是不敢穿出去,我说,你既然不敢穿出去又何必要买呢?她抱怨道,“你们男人就是不懂女人!我就是喜欢!”

娜佳问我,中国为什么不让女人穿裙子?我说,没有不让啊,中国女人习惯穿裤子。她又哭起来了,哇哇地哭,怎么劝也劝不住,最后她说,要女人穿裤子,那还是女人吗?上帝啊,救救女人吧!

没见过俄罗斯女人喝酒,那就算根本不识俄罗斯人的真面目,其实,那才是俄罗斯女人最真实的一面。

在公共场合,俄罗斯女人通常声明自己不喝酒,而且抱怨男人喝酒,其实,那是在装,你想嘛,没有喝酒的女人,怎么会孕育出那么酷爱喝酒的俄罗斯男人呢?

俄罗斯女人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面孔:她们通常给人们展示出特别高贵的一面,这是在正式的场合,她们艳丽,矜持,端庄,优雅,举杯也只是女性优雅的点缀;那时的俄罗斯女人,每一个举止言谈都是艺术,话题里自然也少不了对男人喝酒的抱怨,但抱怨也是很得体的,那时,她们只是男人的陪衬;

但在私人聚会的欢乐场合,她们焕然一新,个性舒展,奇光异彩,不装,不矫情,特本色,这是俄罗斯女人性格中最真实的一面。酒菜一齐,她们往往是先把自己灌醉了再说,然后,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时候,她们是主角,根本不把男人放在眼里,俄罗斯女人这时的感觉,她就是沙皇。

俄罗斯女人喜欢喝那种很甜很甜的红葡萄酒,娜佳说,她不喜欢喝酒,但非常喜欢红葡萄酒的玫瑰色,那是女人的颜色,于是就喝了,娜佳说,她喜欢那种飞起来的感觉,喝了,就有那种飞起来的感觉,那种感觉太美妙了!我问她,那是什么感觉?她说:女人在天上飞,世界是女人的,男人都在地上,都是傻瓜。

科斯佳坐在我旁边,手臂搭在我的肩膀上,斜眼看着娜佳,说:“她的天灵盖飞走了,她想当首长,我可不想当傻瓜,女人才是傻瓜,我需要伏特加,有工作就够了。。。。。。。还有女秘书。”他向我挤挤眼。

过了新年,娜佳就去拉脱维亚的首都里加了,没两天,她就从里加给我来电话说,大衣买到了,很漂亮,我妻子一定满意,她问我哪天走?

我告诉娜佳我离开莫斯科的时间:1992年1月第二周的周二,4次国际列车,莫斯科—北京,8号车厢,开车时间是23点50分,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

离开莫斯科那天,我在屋里等了整整一天,既没见人,也没有电话。我给科斯佳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晚上,我绝望了,就自己去了车站,直到列车开了,娜佳也没有出现。

列车刚刚开动,他们就出现了,我亲眼看见娜佳和科斯佳在站台上追列车,他们敞着大衣,戴着棉帽,沿着站台奋力地跑着,嘴里大口喘着白气。科斯佳手里提着一个大塑料兜,我认定,那个塑料兜里肯定是娜佳给我老婆买的那件大衣,是从里加带回莫斯科来的。

快到月台尽头的时候,他们缓步停了下来了,娜佳和科斯佳双双举着手里的帽子向我挥动,急切而无奈的样子,我一直在窗口注视着他们,向他们挥手,直到他们俩从我的视线里消失。

我呆呆地望着窗外,窗外漆黑一片,娜佳和科斯佳奔跑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我非常感激娜佳和科斯佳,他们是真诚的,也尽力了,虽然那件大衣我最终也没有拿到手。

我感觉很无奈,我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多,连一件大衣都没买回来,怎么跟我老婆解释呢?就算我能说清楚,她能相信吗?

六天后,我回到了北京,朋友们特热情,像接待外星人一样,把面包车开到北京站的月台上去了。很多朋友问我:“莫斯科怎么样了?”都带着震惊,伤感,遗憾,甚至是惊恐的神情,好像那边山崩地裂了一般,就剩下我一个人逃回来了。

老婆看我一脸倦容,见面也没提大衣的事,我主动告诉她,大衣没买到,莫斯科买大衣特困难等等,她什么也不说,就跟没有这回事一样。

“为什么?这么强大的国家怎么突然间就解体了呢?”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提这么同一个问题。

席间,大家热烈地讨论关于苏联为什么会解体的所有相关问题:理论与实践,市场与计划,导弹与黄油;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民主,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等等,大家情绪激昂,争论不休,愤怒,惋惜,遗憾,痛心。。。。。。。久久不愿散席。

我老婆急了,说:“苏联,还是超级大国,连一件呢子大衣都买不到,能不散吗?回家!”

从那天以后,我和我的朋友们当着我老婆的面,再也不敢说关于苏联解体的事情了,再也不敢提大衣的事情了。

新俄罗斯十五年了,每逢新年的时候,我都与科斯佳和娜佳通电话,向他们祝贺新年,去莫斯科的时候,我都要和他们见上一面,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现在过得不错。

那是一件什么样的苏联大衣呢?它是什么颜色?什么式样?什么牌子?它最后的结果?我始终不知道,或许,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了。

2000年夏末,我又要去莫斯科,临走前,老婆说,不要大衣了,现在谁还穿大衣呀,地球都变暖了,要是有好看的外套还可以考虑,不要太贵的。

我陪着朋友在莫斯科转,商店里一水的欧洲进口货,什么都有了,就是贵,惟独难见俄罗斯自己的产品,莫斯科的名牌服装:“布尔什维奇卡”没了,大衣也好,西装也好,都看不到了。

临离开莫斯科的前两天,科斯佳亲自来饭店看我。他说,他还在做旅游,他说,现在哪里叫旅游啊,就是投机倒把,男人也喜欢干这事了,娜佳特忙,经常出国去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德国进货。

他说,娜佳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商店,从国外进口服装等等,什么挣钱就做什么。科斯佳转达了娜佳的邀请,请我去她的小商店看看,我答应了。

娜佳的商店就在她原来工作的“莫斯科”商场附近,是两间临街的铺面房,有60多平米的营业面积,里面干干净净的,服装档次不是很高,什么衣服都有。娜佳留着短发,穿着牛仔裤,圆领衫,腰上系一个腰包,比以前瘦了一些,显得很精干,也很自信,一看就是那种自己给自己打工的老板。

见我来了,娜佳很高兴,她说,那件在里加买的大衣她早就卖了,那天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挺遗憾的,晚了一步,是因为从里加回莫斯科的火车晚点了。拉脱维亚独立后,在边境上设了一个检查站,要检查护照,所以晚点了,她还抱怨说,以前去里加哪里还用检查护照呀。

我问娜佳,她买的那一麻袋糖吃完了吗?娜佳说,早就卖了,没想到后来糖会涨价,早知道,还应该多买几袋,她说着就哈哈大笑起来了。

她说,很多中国人在莫斯科做生意,她对中国生产的服装也很感兴趣,中国货进价低,但质量太差,尽蒙人。

我挑了一件外套,黑色的,娜佳过来看了看,说,不错,英国名牌:Burberry,你妻子一定高兴,说着就递给我一个纸提兜。我要付钱,她不要,我坚持,她最后还是收下了100美元。

我带回北京,送给了老婆,老婆试了一下,对着镜子照了照,很合适,当然也很高兴,还说,俄罗斯进步了,还可以买到Burberry。她问我多少钱,我说,100美元,老婆没说话。

第二天下班回家,老婆就翻脸了,把外套往我面前一扔,说:“假货,”然后,就不理我了,我怎么问,她就是不说。

我感觉特委屈:上次没买到大衣,那是苏联时期,费了那么大的劲没成,也不能算是我的错;这次买回来了,穿着好好的,怎么是假货呢?就算是假货,你也得说出个道道来吧,但她就是不说,打死也不说。

2004年夏,我又要去莫斯科,我说,衣服我可是不买了,还不够生气的,她接茬道,

我到了莫斯科,又见到了娜佳和科斯佳,他们现在有两家商店,一家贸易公司,还是英国,法国几家名牌服装的代理商,科斯佳也离开旅行社了。他们的儿子在法国上学,已经3年了。

那天,他们开着BMW X5吉普车来饭店接我,请我去他们的新别墅做客,他们夫妇二人穿着名牌休闲服,很悠闲自在的样子,我在他们的新别墅里住了一天。我注意到,院子里有一个新的桑拿屋,还有两条花斑狗。

那是莫斯科郊外夏日里最惬意的傍晚,别墅周围有树林,水塘,小河;院子里鲜花盛开,凉爽宜人,空气里洋溢着绿色植物的清香气味;夕阳的余辉透过树林打在别墅和院子里,斑斑点点的;绿荫下的白色桌椅,显得赏心悦目,幽雅惬意。我们坐在别墅的院子里,喝着德国啤酒,吃着波兰的香肠,聊天,科斯佳还叫来了他的几位邻里。

照料朋友在自己的别墅里度假是娜佳最高兴的事情,娜佳穿得很漂亮,体面而优雅,她忙碌着,摆放餐具和食品,照料着客人,兴奋异常。

科斯佳很热情,爽快随意,像接待久别的兄弟一样,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科斯佳的那个样子。

说起当年娜佳为我老婆买呢子大衣,追火车的故事,还有娜佳抢购了一麻袋砂糖的故事,大家哈哈大笑,娜佳听了,板起脸,拿出不可一世的样子,大声说:“你们男人懂什么?就知道讲政治,争权利;就知道造飞机导弹;就爱伏特加;搞得买一件大衣都那么难,那叫什么生活?谁知罪(一本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名)?都是你们男人的错。”

分别时,娜佳说送给我老婆一件外套作礼物,我一看:又是英国名牌:Burberry,黑色的,里子和领子是浅色的条格花布,这是Burberry特有的花色。

秋天的时候,老婆穿着那件外套上班了,两天过去了,一周也过去了,一个月都过去了,她什么都没说。

我问她:“这次你怎么不说是假货了?不是还是那个英国名牌:Burberry吗?”

我顺着她的手一看,右衣兜里缝着一块一寸见方的深兰色的商标布,正反两面明显的锈制着一个骑马的勇士和Burberry London的字样。

我把上次买的那件Burberry外套翻出来,两个兜都掏出来一看:什么都没有。

2006年夏,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位俄罗斯教授听了,他在中国讲学,懂中文。

他解释说:“俄语不同于你们中文,你们中文是男女共同使用同一种语法和词汇系统,没有性别区别,而我们俄语分阳性和阴性。”

他说:“在俄语中,男性与女性使用两套完全不同的语法系统,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文字,都有严格的性别区分,界限分明:男人讲话取阳性,主谓宾都按阳性变格变位;女人说事取阴性,主谓宾皆按阴性变格变位;男人的俄语爱讲大事;女人的俄语爱讲小事;性别不同,语言也有别,所以,虽说是俄语,男人取阳性系统,女人用阴性系统,不兼容。”

“苏联那么多年,俄罗斯男人一直没听懂女人要什么,于是,苏联就解体了,所以,俄罗斯男人不懂俄语,”他说。

我第一次听到关于苏联解体的故事还能这么讲:苏联解体与俄语分阴性与阳性有关系?俄罗斯男人居然不懂俄语?!。

他是俄罗斯一位有名的教授,语言专家,听了他的这番话,我真替俄罗斯的男人悲哀,也替俄罗斯的学术界悲哀,关于苏联解体这么严肃重大的国家大事,居然说是因为男人与女人的语言矛盾,结症还是因为俄语分阴性与阳性。。。。。。他还问我,你们中文为什么不分性别呢?

我一直想不通,俄罗斯的老祖宗当初造俄语的时候,为什么非要把俄语分成阳性和阴性呢?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吗?

“比如,本来头顶上就是一个天,男女各顶一半;男人死性,女人善变;男人想管天,女人想管地;男人管政治,女人管生活;女人高兴了,愿意顶着,那么天还在;要是女人不满意了,连买一件大衣都那么困难,于是就变脸了;女人说,这半边天我不顶了,结果,男人又没听懂,女人就不顶了,男人一个人还顶着,那能顶得住吗?于是,天,不就塌了吗?”俄罗斯教授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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